→ 左岸讀書,一如既往。

尊重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2014-03-25 . 閱讀: 6,587 views

文/阿正

人類是群居動物,所以在我們的群居生活中,無論在工作或生活中總是會遇到一些讓我們感到厭惡的人,比如 懶惰、虛偽、狡猾的人。當憤怒無法控制時我們可能會嗤之以鼻,給予正面批評打擊;當情緒可控時也會在內心深處給一個人留一個比較差的印象。有時候我們甚至覺得這樣的人為什么還會在這個世界上,完全在阻礙世界的進步。直到看了一個動物世界的節目,我才恍然大悟。

這個節目中記錄的是各種動物不同的生存技能。獅子依靠自己強有力的爪子和牙齒撲殺獵物維持生存;狼群依靠窮追不舍的追逐和高效的團隊合作來維持生存。還有一些動物卻是這樣的,變色龍通過偽裝來引誘獵物上鉤,蝎子和蛇依靠自己的毒液給敵人致命一擊來滿足溫飽。

在那個真實、處處顯露本性的動物世界中,有很多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獲取生存資本,如獅子和狼的爪子和牙齒;有很多是依靠特殊技巧來滿足生存,如變色龍的偽裝和蛇蝎的毒液。在這里我們不能說獅子這些代表正能量的群體就應該生存在這個世界上,而那些代表陰暗或虛偽來滿足生存的動物就不應該生存。大自然是公平的,誰有生存的能力誰就可以生存,這也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則,適者生存。大自然之所以美麗和諧,就是因為擁有這些形形色色的生物。有獅群追趕牛群的壯觀場景,也有飛蛾在一步一步的接近變色龍偽裝陷阱的緊張與刺激。多么美麗和諧的畫面啊。我們人類環境亦是如此。

我想在我們人類的生活或工作的人際圈里如同在那個真實的動物世界中,有勤奮向上的人,有樂于助人的人;同時也有懶惰的人,有自私自利的人,還有虛偽狡猾的人。這些人無論是勤奮向上或是虛偽狡猾,無非都是想要生存的好一些罷了。勤奮向上可以充實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從而獲取應有的待遇;虛偽狡猾也是為了迎合一些對其有所幫助的人,也是為了獲取更好的生存條件;自私自利的人也許是因曾經因熱心而受到傷害而變得冷漠;但目的都只有一個,我們都是想要獲取生存的權利或生存的更好一些。

所以,無論是哪種人,懶惰也好,勤奮也罷;正直也好,虛偽也罷;熱心也好,冷漠也罷。都只是在依靠自己認為對的方式獲取自己的生存權利和更好的生存條件罷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沒有什么對與錯,也沒有什么陽光與黑暗,能生存下去就是好樣的,也是有資格的,也是值得尊敬的。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是他們共同構建了這個花花世界,這樣的世界才美好。如同動物世界場景中擁有獅群追逐牛羊的壯觀,同時擁有慢慢接近敵人陷阱的緊張與刺激。所以我應該尊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無論是我認同的還是我厭惡的。佩服你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更感激你們和我共同構建了這個花花世界。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此,為各自的生存而努力。

平等與正義

左岸記:這個問題,我以前想過,也糾結過,阿正這是泛博愛的思想,如子曰:“泛愛眾而親仁”。在無法確定真正“壞”的前提下,這不失為最簡便的方法。我卻還是無法做到,我現在只會尊重值得我尊重的人,但承認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每一個人,當然,我也知道他們不需要我的承認。但我又知道,唯有尊重,包括司法、教育、人權等等,才能獲得真正的公正。

附:律師為什么要幫“壞人”說話?

文/鄧子濱

每有一名律師站在錯的一方時,就有另一名律師站到對的一面。

長期以來,律師時常背負“唯利是圖,腐敗掮客”的惡名,不僅被視為“打擊犯罪”的阻力,而且被看作司法力量的異己,“總是在幫壞人說話”。于是,“鏟除黑心律師”甚至廢除律師制度的呼聲不絕于耳。那么,為什么要有律師?或者說,沒有律師為什么不行?

我們之所以需要律師,首先基于歷史的教訓。記得彭真同志在回顧“文革”遭遇時曾說過這樣的意思:要有律師啊,他們不讓我說話,總得有人替我說話吧。身受“文革”之苦的那代人,比當今的人更懂得律師的重要,而律師制度的重建,也正是彭真等前輩們努力的結果。

可以說,律師是完善的審判所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刑事領域,涉及人的自由、生命和財產,在剝奪它們之前,“每個人都有權獲得聽審”。審判公正靠什么?不是控辯合作,而是控辯對抗。控辯合作只能意味著審判不過是走過場,只有控辯對抗才能形成相互質疑,才能充分發現對方漏洞,讓裁判者發現那些可能被公允的眼光所忽視的事實。因此,證據必須“晾曬”,證人必須“過堂”,單憑一紙“證言”就剝奪他人自由,是沒有公正底氣的表現。

那么,何以有真正的對抗?答案是雙方要有平等武裝。如果一方是動用國家資源的偵檢機關,另一方是被監禁的被告人,又談何平等?沒有真正的平等對抗,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居中獨立的裁判。因此,一個受刑事指控的人,必須得到外力的幫助,并且這個外力必須足以抗衡檢控。鑒于當下審前羈押成為慣例,取保候審只是例外,控辯不平等的問題尤其突出,尤其需要律師的介入,并且越早越好。

既然介入了,就要全心全意全力。律師作為被告的代言人,應當站在被告人的立場上,用自己全部的誠信、技巧、知識為被告人的利益服務,唯此,法律服務才能成為一種信用產品,人們才會購買這種服務。律師要對委托人忠誠,不做不利于委托人的事,這是律師的最高職業倫理。這種職業倫理應當得到國家和社會的理解和尊重,不能要求律師揭發被告人,國家也不應受理這種揭發。

不僅不允許律師出賣被告人,也不允許被告人出賣律師,國家從根本上就不應接受被告人對其律師的指控。這是因為,如果律師和委托人不能坦誠交流,那么,律師就會有顧慮,就不能對委托人恪盡忠誠,他也就失去了委托人的信任。久而久之,就沒人委托律師了,律師制度就消亡了,我們就回到過去了。

回到過去并不困難,在許多環節上,我們正自覺不自覺地向過去“邁進”。就拿刑法第306條來說,在立法上,它是為律師單設的妨害作證罪,而在同一條文中卻沒有對檢控人員設防;在司法上,它的運用有擴大的傾向,法條中的“證人”被擴大解釋,進而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結果可想而知,在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情況下,啟動這一罪名的證據只能來自兩個渠道:委托人對律師的指控和看守所對會見室的監聽??這是我們不能承受的效率和便利。

然而,很多人擔心:允許律師首先服務于他的委托人,而不是服從于打擊犯罪的目標,這樣做一定會使許多壞人漏網。毋庸諱言,的確有律師幫了壞人還“振振有詞、心安理得”。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要怕律師幫了壞人,正如不能要求醫生不給壞人看病一樣。如果好人壞人成為治與不治的標準,那么,醫生們就會這樣考慮:好人的病治不好不要緊,壞人的病治好了可就麻煩大了。最后,倒霉的還是廣大的好人。

同理,我們不能要求律師只幫好人,那樣一來,壞人好人的判斷必然轉化為有罪無罪的判斷,而這個判斷將被提前到律師接受委托之時,這顯然是不妥的。本來,兩造對壘中,每有一名律師站在錯的一方時,就有另一名律師站到對的一面,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

其實,僅從打擊犯罪來說,有公安、司法機關就夠了,參與的機關越少,程序越簡單,就越有效率,根本無需律師。而律師職業的真正價值,恰恰在于它是作為偵檢機關的“對手”而存在的。偵檢機關不僅應當容忍而且應當培養強大的律師對手,原因在于,律師不真正強大,而只是一個擺設,那么它遲早要被消滅;沒有律師作為對手,那么公訴行為就是多余的,因為百分百的公訴成功率意味著這個程序可以省略,偵查、公訴和審判可以一并完成。律師沒有了,現代法治所認可的控辯平等審判居中的模式也將隨之消失。

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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